丁慎毅

3月25日，安徽支援湖北志愿者刘某某手持一份最新的核酸检测报告，顺利通过武汉龚家岭收费站，正式踏上了回家的路。据了解，刘某某曾在3月18日试图离汉，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因无针对省外志愿者离汉的政策而拒绝放行，刘某某因此被迫滞留武汉一周。他此次回家，多亏了特事特办。

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有一种逆行叫志愿者。来自外地的武汉志愿者为武汉疫情防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可是，当他们要离开武汉的时候，却因为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够明确告诉他们该如何开证明、如何离开而无奈继续滞留武汉。因为依据相关规定，要离开武汉必须有所在单位或社区出具的证明，可是这对省外志愿者而言，不是明知不可为偏要去为之吗？

3月26日，武汉市市长热线的工作人员回应，省外志愿者属于特殊群体，目前虽没有针对他们的离汉政策，但可特事特办。武汉市政府正在做细化工作，尽快解决省外志愿者离汉难、回家难的问题。武汉方面的整改也算迅速果断，治理教条主义就需要雷厉风行的作风。

疫情是面镜子，照出了教条主义的原型。从志愿者李金斗给湖北运送物资滞留高速公路，到沙河市派人接回李金斗；从医生一月接诊三千人家中猝死不被认定工伤起争议，到行政复议后获工伤认定；从药店口罩“进价六毛卖一元钱”被罚引争议，到湖北及时调整政策；从快递小哥进不了小区，到武汉市民隔窗举报引起重视......疫情发生以来，疫情防控中的教条主义屡犯屡改，屡改屡犯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群众在遇到困难时，各部门工作人员都严格按照制度办事，却很少按规定及时向上级汇报遇到的特殊情况，导致合情合理的特殊事情总是不能及时予以有效解决。

所谓“明者因时而变，知者随事而制”，过于循规蹈矩，不立足实际机械地按老套路行事，容易导致治理僵化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激情岁月，很多事情正是得益于“特事特办”，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。民生无小事，“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”要落实到行动中，该特事特办的，就必须竭尽全力，灵活处理，而不能墨守成规，以“爱莫能助”的姿态袖手旁观。

当然，“特事特办”因其特殊性，很容易在实践中走偏变味，被滥用、误用。这就需要秉持一颗公心，做到权为民用，利为民谋，不让带有特权影子的“特办”想办就办。当然，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，也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，将特殊情形下的“特事特办”进行归纳总结，以形成制度从而阻止教条主义的复发。